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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秘闻:邓小平一个鲜为人知的自我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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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长征时,邓小平在留党察看的情况下,如愿以偿地跟着走了,他到挑夫连挑着沉重的担子开始了长征。在被动地跟着走时,尽管行军战斗紧张,邓小平克服种种困难主编《红星报》,通过手刻油印,主持编印了第七期、第八期,为战士们提供“精神食粮”。遵义会议召开前,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央秘书长,并参加了遵义会议。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邓小平开始主动跟着走,信心满满地跟着走。1935年
6—7月间,邓小平调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他以卓有成效的宣传鼓动工作,激励着红军战士克服艰难险阻,勇往直前。罗荣桓的夫人林月琴曾回忆:那时候天天行军,罗荣桓不爱说话,而邓小平经常说笑,哈哈地笑。参加过长征的张闻天夫人刘英也曾回忆说:大家开玩笑,成立一个牛皮公司,陈云是总经理,邓小平是副总经理。

1926年1月,根据组织安排,年方22岁的邓小平和十几名同龄青年由法国赶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同年6月,在填写该校一份《党员批评计划案》时,他在“做什么工作最适合”一栏中这样写道:“能作宣传及组织工作。”邓小平一生戎马倥偬、治国理政。这个中肯的评价,在邓小平后来的革命生涯中得到了印证。然而,这个自我评价和其它一些评价,如“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深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的自我评价,“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党内外评价相比,鲜为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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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环境中,宣传工作须臾不可缺少,对此,邓小平驾轻就熟

长征,是中国共产党从失败走向胜利、从弱小走向壮大的重要转折点。艰苦卓绝的长征,孕育了不屈的长征精神,铸就了不朽的丰碑。长征路上的点点滴滴,汇成党史上的段段佳话,赓续传承至今。在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我们推出长征专题,一起追忆长征,重温那段光荣的岁月。

在赴法勤工俭学期间,邓小平已经显露出善于搞宣传工作的特长。其时,他一边做杂工,一边参加旅欧共青团机关刊物《少年》杂志的编辑工作。他负责刻蜡版和油印,并用本名和化名发表文章。因刻字工整,印刷清晰,装订简雅,他被大家称为“油印博士”。他勤于思考,思维敏捷,口才流利,发表的文章充满激情、言辞犀利。也因此,1926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间,他被编在了以“理论家小组”着称的小组里。作为中共党小组组长,他经常作为共产党的代表,同国民党右派进行辩论,结果是得到大家的一致赞赏。

——编者

这些经历使邓小平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与宣传工作结下不解之缘。在中央苏区时,他领导创办了中共瑞金县委机关报《瑞金红旗》,担任过几个月的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部长。在1933年因遭受错误路线的打击而陷于人生最困厄时,又重操“油印博士”的旧业,主编起《红星》报来。《红星》报是中革委的机关报,在仅有几名工作人员的情况下,邓小平亲自组稿、采写、编辑、印刷、发行。1934年10月红军长征时,邓小平带领《红星》报编辑部“跟着走”,在战斗和行军途中,坚持编辑出版报纸,为团结和鼓舞红军斗志发挥了应有的作用。邓小平担任《红星》报主编期间,是他人生中第一次遭受到的最不顺利的时期,但却是他搞宣传工作“最专业”的时期。

“长征的时候你都干了些什么工作?”邓小平的女儿毛毛曾好奇地问父亲。邓小平用了他一贯的简明方式回答:跟着走!毛毛后来评论道:“父亲讲的倒是大实话。长征开始,他那顶‘右倾错误’的帽子还没摘,后来一直又没有任军事要职。再说长征嘛,二万五千里,本来就是走过来的嘛!”

遵义会议后,在毛泽东提名下,邓小平重新回到部队任职。他担任的第一个职务是从宣传部门开始的,即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此后,由于出色的工作,一直升至八路军129师政治委员。从这时起,作为政治主官,邓小平和军事主官刘伯承一起并肩战斗13年,互相尊重,默契配合,一起研究制定战略战术,共同指挥战役战斗,带出一支威名远扬的刘邓大军,留下“刘邓不可分”的佳话。军队政治工作的经历,奠定了邓小平作为一名伟大的军事家的基础。

长征出发前,邓小平就受到了“左”倾路线排挤;红军长征时,邓小平在留党察看的情况下,如愿以偿地跟着走了,他到挑夫连挑着沉重的担子开始了长征。在被动地跟着走时,尽管行军战斗紧张,邓小平克服种种困难主编《红星报》,通过手刻油印,主持编印了第七期、第八期,为战士们提供“精神食粮”。

政治主官的职责之一就是要做好宣传工作。这是因为,在战争环境中,宣传工作须臾不可缺少。对此,邓小平自然驾轻就熟。在千里挺进大别山之时,当刘邓收到毛泽东打来的机密电报,说陕北“甚为困难”。刘邓二话没说,立即行动,坚决地搞长距离无后方作战。这是一副重担,困难可想而知。在当时特殊的背景下,政治动员和宣传鼓动就显得极为重要和迫切。邓小平是怎么做的呢?首先,他指示部队要加强政治动员,并且亲自做动员报告。他说:“反攻确实辛苦,并且是持久性的,争取得好,就快些。厌倦不应该,真正把革命干成功,辛苦是值得的。今天我们需得拿出英雄气概,拼命地干,前赴后继,英勇奋斗,一定可以干成功。”其次,他明确提出了“走到大别山就是胜利”的宣传口号。无疑,这些宣传鼓动工作对创建和巩固大别山根据地起到了重要作用。

遵义会议召开前,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央秘书长,并参加了遵义会议。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邓小平开始主动跟着走,信心满满地跟着走。在遵义会议后的一段时间里,他以中央秘书长的身份参加了多次政治局会议。作为秘书长,邓小平负责安排中央首长的生活,并作会议记录,同时还分管警卫工作。他对于自己所信仰的正确政治主张坚定不移。

进城以后,邓小平的职务变了,工作内容变了,但他对宣传工作的重视没有改变,而且更加强了。比如,1951年1月他在西南区宣传工作会议上就强调“宣传工作是一切革命工作的粮草”,“我们不宣传,敌人就要宣传”。再比如,1975年邓小平复出抓全面整顿时,针对“四人帮”在舆论宣传方面的乌烟瘴气,他解放了党内一些受迫害的“笔杆子”,在思想理论方面组织撰写文件和文章,配合各个领域的整顿。当时形成了三个文件《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和《中国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这三个文件虽然被“四人帮”污蔑为“三株大毒草”,但恰恰是由于印发批判,而使更多的人了解到邓小平的真正主张,从而为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奠定思想舆论基础。这恐怕是“四人帮”始料不及的。

跟着党走,是对革命理想和信念的坚定追求,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1935年6—7月间,邓小平调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他以卓有成效的宣传鼓动工作,激励着红军战士克服艰难险阻,勇往直前。

在瞬息万变的作战中,邓小平的组织能力和协调能力受到毛泽东的倚重

罗荣桓的夫人林月琴曾回忆:那时候天天行军,罗荣桓不爱说话,而邓小平经常说笑,哈哈地笑。长征是艰难的,牺牲流血、困苦饥饿,但大家都很乐观。邓小平和同志们在一起就经常一块儿吹牛,吹牛吹什么呢?就是说什么好吃。说辣椒好吃,一说辣椒就直流口水,来了兴致。说回锅肉好吃,一个说四川的回锅肉好,一个说湖南的回锅肉好。反正没有吃的,就精神会餐了。

邓小平说自己能作组织工作。的确,这是他的特长。党组织对他的鉴定也是如此。1926年5月,来苏联访问的冯玉祥希望苏方选拔几十名优秀共产党员到他的部队做政治工作。邓小平被列入选派人员名单,党组织对他的鉴定是:“非常积极,有能力,是一名优秀的组织工作者。”“该同志最适合做组织工作。”

参加过长征的张闻天夫人刘英也曾回忆说:大家开玩笑,成立一个牛皮公司,陈云是总经理,邓小平是副总经理。邓小平很开朗,很风趣。那时候大家都是年轻人,都是乐乐观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