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敢喊出“读书无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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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午后到三联书店品书小憩,经常可以看到一位老人,缓步在悠长的书廊间,或轻抚书籍,或拾起翻阅,他就是前三联书店总经理、《读书》杂志主编沈昌文,是何种机缘令他在退休之后仍对三联书店有如此深厚的感情?三联书店在创建八十周年之际,举办了“三联人说三联”主题活动,邀请四代三联人共话三联的出版编辑心得,会上沈昌文深情讲述了自己与三联的一段不解情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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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开启民智 《资本论》传播先进思想
“解放前钱钟书和我寓居上海。我们必读的刊物是《生活周报》。寓所附近有一家生活书店。我们下午四点后经常去看书看报;在那儿会碰见许多熟人,和店里工作人员也熟。有一次,我把围巾落在店里了。回家不多久,就接到书店的电话:”你落了一条围巾。恰好傅雷先生来,他给带走了,让我通知你一声。”傅雷带走我的围巾是招我们到他家去夜谈;嘱店员打电话是免我寻找失物。这件小事唤起了我当年的感受:生活书店是我们这类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
这是着名作家、翻译家杨绛在谈及三联书店的文章中,讲述的一件早年“小事”。生活书店成立于1932年7月,创办人是邹韬奋、胡愈之、徐伯昕等;读书生活出版社成立于1936年,创办人是李公朴、艾思奇、黄洛峰等;新知书店成立于1935年,创办人是钱俊瑞、徐雪寒、华应申等。这三家书店出版进步书籍和杂志,宣传先进思想理论,传播科学文化知识,推进民族解放和人民民主运动。据三联书店介绍,当时三店共出版图书2000余种,先后共编辑出版期刊约50种。这些包括《资本论》、《大众哲学》等在内的书刊在当时产生过巨大影响。
积极、深刻的思考看清时代发展的大方向,以大无畏的精神追求真理,以厚重的人文关怀去关注现实问题这些构成了后来人们概括的“三联精神”。它吸引着众多知识分子,在书店的门市部看书,也成为他们温暖的记忆。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陈志华多年以后还能回忆起当时书店的小小细节,他在文章中写道,“生活书店门市部里有几把藤皮的靠背椅。我长那么大只坐过木板凳,从来不知道坐椅子能那么舒服。于是,礼拜天一早跑到生活书店坐在弹性十足的藤椅里读五花八门的书,成了我了不起的享受。”
《小逻辑》树立三联品质
1949年5月,于1948年合并成立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管理处迁至北京。1951年,三联书店并入人民出版社,保留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出版名义。1954年,在中央指示下在人民出版社内单独设立三联书店编辑部,下设中国历史、外国历史、地理等六个编辑组,以出版“党员和非党员作者的各种虽然尚有某些缺点,但有一定用处的作品”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着作之外的社会科学其他古典着作的译本为主。
1950年代,三联书店出版了大量译着和国内学者的着作,其中包括黑格尔的《小逻辑》、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张荫麟《中国史纲》、夏曾佑《中国古代史》、陈登原《国史旧闻》等等一大批有价值的学术着作。经济学教授梁小民曾谈到自己求学时期的读书,他在文章中表示,这一时期三联书店的出版物让他记住了“三联”这个名字,“我们是学生,购买欲望无限,而购买能力有限,于是我给自己定了一个原则,尽量买三联的书。”
据书店介绍,此期间三联书店的出版围绕两个重点方向展开:一是有计划地整理出版老学者们有价值的学术着作;另一个出版方向,则是酝酿、制订出一份规模庞大的《翻译世界学术着作规划》。这份计划,由陈原主持,史枚起草,动员了学术界和翻译界各方面专家,最终由陈原定稿,形成了《外国名着选译十二年规划总目录》,共收书1614种,计划翻译出版一亿两千万字的世界学术名着。虽然,1958年恢复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的业务后,这一翻译计划即被转走;但在这一时期里,三联的出版物结构和读者结构在不知不觉里开始蜕变,学术出版的基因已经进入三联。
三联·学术薪传
在谈及三联书店时,黄苗子、王蒙、刘再复等大家都说,他们回忆起的,是朋友。这也是三联书店多年来的一种独特积累,特别是《读书》杂志,为三联书店此后三十余年间培育了一块丰厚的文化土壤,成为读书人的精神家园。
三联成为精神导向
出版的《傅雷家书》、《干校六记》、《随想录》、《第三次浪潮》等书籍风靡一时……
1979年,经历了十年的低谷,在受益于社会变革的同时,三联书店也成为变革的推动者,由陈翰伯、范用、陈原、倪子明、史枚、冯亦代等老一代出版家和文化人合力创办的《读书》创刊号,以“读书无禁区”开篇,成为当时标志性的口号和文化知识界的集体记忆。陈志华在文章中回忆所写的,颇能代表当时人们的感受,“1979年,改革了,开放了,但那是个乍暖还寒季节,读书人心有余悸,连说话还得字字斟酌,忽然晴天打霹雳,有人大喊一声”读书无禁区”。
据书店介绍,这一期间在人民出版社内的三联书店编辑部一方面利用在中国文化人中广泛的人脉,出版“大作家的小作品”。在这条线索下出版了轰动一时的《傅雷家书》、《干校六记》、《随想录》以及多卷杂文家专集等(包括夏衍、柯灵、聂绀弩、廖沫沙、胡风等人的杂文集)。另一方面,则译介西方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优秀文化读物,畅销一时的《情爱论》、《欧洲文化的起源》、《人类群星闪耀时》、《异端的权利》等共同构成了三联书店的“文化生活译丛”。这些图书以及《第三次浪潮》等书在市场上不俗的表现,表明了当时社会向西方的优秀文明成果学习的风气。而稍后三联出版的房龙的《宽容》,同样风靡一时,“宽容”一词本身亦成为一个时期的精神导向。
三联无愧作者之友
作者与编辑之间交往的方式,反映着另一种层面的人文精神……
在《读书》杂志的编辑出版工作中,作者与编辑之间交往的方式,也在作品的人文精神之外,反映着另一种层面的人文精神,很多在如今,已是不可想象。着名散文家黄裳在文章中写道,“范用当时不只是《读书》也是三联的老板。我拜访过他的办公室,吃过他的速溶咖啡,一起吃过书店的食堂,参加过他举行的大宴会,说是顺便为我接风的。在这次宴会上我第一次遇到沈昌文。范用怕我旅居寂寞,还派人送来一大堆杂志供我消闲;他为《读书》要我”出题作文”,他为我印了《榆下说书》等四本书,多半是在《读书》上发表过的文章。他介绍我在香港三联印了几本漂亮的小书。他对我说过,”你在三联出书经济上是不合算的”。我没有应声。当时我的兴趣所在是文章一篇篇地发表,书一本本地印出,没有订过一份合同,更不问稿酬、印数……这些细节,一切按书店的规矩办。”他还写到1979年任《读书》编辑部副主任的董秀玉,“她爱写信,写长信,每月总有两三封。像说故事似的闲话书店,杂志的种种琐事;随时通报《读书》碰上的大小困难,最后是经过哪位高层人物保护才化险为夷,说得有声有色,使作者的心与刊物贴得更近,有己饥己溺之感。”
着名作家王蒙在谈及1990年代初期时与《读书》交往的文章中曾表示,“那一个时期的《读书》及其主编沈昌文也是值得怀念的。沈的特点是博闻强记,多见广识,三教九流、五行八卦、天文地理、内政外交,什么都不陌生。他广交高级知识分子,各色领导干部,懂得追求学问、珍重学问,但绝不搞学院派、死读书、教条主义、门户之见。因为他懂得红黑白黄,上下左右,我称他为江湖学术家。同时,他是编辑家、文化活动家,还是各种不同的组合的文化饭局的组织者、领导者与灵魂。”

  三联缘

  当时能在书摊上买到的书都不堪一读,在生活书店才买到了想看的书,沈昌文特别感兴趣的是“青年自学丛书”中的一本文学读本,对他有启蒙的意义。

  1945年,沈昌文是一名学徒,本行是做首饰。后来蒋经国来到上海,禁止黄金买卖,首饰店关门了。这家首饰店地方不小,老板就摆起桌子,请朋友吃饭、聊天,沈昌文负责端茶送菜。到后来,大量的共产党人在这里从事地下活动,沈昌文曾亲眼目睹从苏北来的地下党动员起义。有几位三联书店的重要人物很信任他,通过他跟延安联系,延安寄来的书都寄到店里。因此他经常可以看《解放日报》,读到了《李有才板话》,特别感兴趣。共产党人需要买书,就委托他到生活书店去买。他也开始给自己买书,看到了一些好书。作为失业工人,非常注重学习,他自谓不是因为好学,而是因为只有学习才能找到出路。当时能在书摊上买到的书都不堪一读,在生活书店才买到了想看的书,特别感兴趣的是“青年自学丛书”中的一本文学读本,对他有启蒙的意义。就这样,沈昌文一边看三联的书,一边工作。1949年,听说三联书店招考,他立刻去投考。但三联书店回复说,希望招收的是大学生,不是工人。